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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文 束赟: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开启——1949—1965年中国政治学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浏览: 【 】 发布时间:2021-11-24 评论数:

  在中国政治学学科史研究中,一般认为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政治学学科被取消,直至20世纪80年代方才重建。这一通行的说法过于简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湮没了当时学科建设的初衷和对新生议题的探索。1949—1965年间,新中国政治学的系科发展历经三个阶段:探索并建设了具有新中国特色的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建立了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与政治法律学会,创立相关杂志,初步形成了学科共同体;新民主主义教育中“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理念在政治学书籍的选题中也有所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研究融合了民国政治学研究、根据地政治教育传统以及苏联国家学相关理论,开创了与新生政权政治运作相呼应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史中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阶段。

  在讨论我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时,www.429999c.com!一般认为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政治学学科被取消,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重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中,政治学几乎没有发展。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等书均持此论。一些最新的学科史著作已经开始关注新中国前三十年政治学的发展,但仍未形成系统研究。这一阶段研究的缺失带来了一系列学科史上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当新政权建立之后,是如何认识自身的?在政权建设的前三十年时间里,是否完全没有对自身政治体系的研究和讨论?这个新生政权是否试图培养出能够阐释和研究自身政治体系的人才?中国在根据地时期的政治教育传统是否完全没有进入过学科体系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学重建是否毫无基础?

  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检视政治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资料。在进入具体历史研究之前,还需要确立一个标准:如何界定一门学科的存在?一般认为,对政治的思考,或者广义的政治学研究自古以来就存在,而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诞生于美国。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研究院的成立被认为标志着西方独立政治学科的诞生。但是对于一门现代学科是否成立的判断标准并不是明晰的,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评判标准。总体而言,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高校中有专门的课程设置;(2)学科名下有相关的研究;(3)有专业期刊或学会等学术共同体。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学发展状况做一种历史的考察与分析。

  从1949—1965年,我国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51年。在这一阶段,新政权完成了对旧式学校的接管,对部分政治学系进行调整合并,开始了自主的政治学研究探索。第二阶段为1952—1959年。随着院系调整的开展,政治学从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体系中消失,分散到政法学院、师范学院以及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马克思主义教育系等相关院系中。第三阶段为1960—1965年。综合性大学中的政治学系尝试重新建立,并且加强了对国际政治的专门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学科化的政治学分布于国立、私立和教会主办的大学文法学院中。根据1949年的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设有政治学系的大学有34所,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复旦大学、私立燕京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等,有教师193人,在校学生1552人。

  1949年前后,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各类旧式学校不断被接管。例如,1949年6月复旦大学被接管,同年9月暨南大学政治学系等并入复旦大学政治学系,1951年9月光华大学、大夏大学政治学系先后并入复旦大学。同时,一些学校开始重新划分教研组,例如,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于1951年分为国际(外交)组以及内政组,其培养目标是“培养各级政府行政干部,外事工作干部,及国际法国际关系专业人才。除着重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修养外,并着重必要的专门知识训练”。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年,原有高校的政治学系在小范围内进行了调整,重点在于课程改革和教研组调整,一批原有教师仍然是教学和科研的主体。

  1952年,“为适应国家建设的需求,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属学院”,教育部开展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院系调整后,政治学即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消失,这种说法不甚准确。确切地说,应该是1952年院系调整未在综合性大学中设立政治学专业。1952年院系调整的目的之一是按照“专业”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前,我国高校只有院、系,不设专业。1952年,参照苏联高等学校制度,我国开始有计划地按照专业培养人才。1952年院系调整中,先是取消大学中原有的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系科,再将这些系科建设成独立学院或者合并到原有的同类学院中去,然后根据国家建设的人才需求,结合各校师资设备等条件设置专业。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与政治学相关的专业仍存在。1953年,全国高校共设置了215种专业。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参考苏联高校专业目录制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份专业目录。其中法律部门-法律类的“法律”“外交”、教育部门-社会科学类的“政治经济学”、教育部门-师范院校专业类的“政治教育”,均包含了我们现在所认为的政治学学科的相关内容。可以认为这里对政治学专业做了一种实用化的处理。因此,1952—1959年这一阶段,政治学相关的系科建制多分散在新建的政法学院和师范学院。

  一方面,政治学存在于政法学院中的政法系科。1952年院系调整对政治学的最大影响是原有的政治学系被整合进了政法学院。政法学院的性质是干部学校,培养司法行政干部。1952年经调整,全国设政治法律系的院校有4所,为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4校的政治法律及社会民政等专业并入)、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法学院6校的法律系以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4校的政治学系并入)、西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重庆大学、重庆财经学院、辅仁学院4校法律系并入)、武汉大学,4校在校学生共2261人。1953年,设立中南政法学院(以中原大学政治学院为基础,吸收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3校政法系,广西大学政治系、法律系,中山大学社会系、民政系)。至此,全国设有政法系科的大学共6所,为4所政法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

  另一方面,政治学还存在于师范学院中的政治教育系科。1952年院系调整,我国的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置。师范学院中设立“政治教育”专业,师范学院中的政治教育系科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中等学校政治教师。1953年教育部下达了《关于高等师范学校教育、英语、体育、政治等系科的调整设置的决定》,认为“目前高等师范学校所设之政治系科很少,远远满足不了中等学校政治教师的需要”,要求“所有高等师范学校的政治系科,除个别学校的系科或短训班无条件继续办理者外,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充实和发展;同时,凡未设置政治系科,公共政治课师资条件较好的高师,应准备力量,创造条件,在一、二年内迅速设定”。同时要求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学院设置政治系,天津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的政治短训班改为政治科。1957年的《高等师范学校专业设置基本情况》统计中,“政治教育”为21个专业之一,有8个本科专业点,7个专科专业点。

  这一阶段,政治学在几所综合性大学中重新建立。1960年,中苏分歧公开,苏联推出《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等四本书,集中说明他们所理解和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对此极为重视,为了把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对苏联的四本书进行解读与批判,进而在全国进一步加强马列主义教育,1960年4月,复旦大学在社会主义教育教研组的基础上,建立马列主义教育系(于1962年由教育部批复改名为政治学系)。基于相同的背景,北京大学于1960年5月26日建立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也于1960年成立政治学系。1961年,教育部文科教材选编会议拟定了政治学专业的教学草案。

  1963年12月,中共外事小组和中宣部联合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得到批示,报告提出加强和充实高等学校中有关国际政治的院系。根据此精神,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三校的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但政治学专业并未被完全取消,1960年复旦大学招收的马列主义教育专业的学生,1965年仍以政治学专业的名义毕业。

  此外,从专业设置上看,1963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计委、教育部共同修订的《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设置了373个专业。其中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学专业”(专业编号:060013)是文科部分的14个专业之一。与政治学相关的专业还有师范部分的“政治教育专业”,文科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专业”,政法部分的“法律专业”“国际关系专业”,并且文科部分的“历史学专业”与“哲学专业”也涉及部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如党史和政治思想史等。虽然随着时局的变动,系科名称有所变化,但政治学在这一阶段有着实质性的恢复与发展。最先重建政治学专业的几所综合性大学在此后均对该学科较为重视,也涌现出一批新中国自主培养的政治学研究人才,为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专业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与政治学院系调整相伴随的还有政治学课程体系的几次调整。一门学科的建设更为关键的是培养方案中的课程体系设计。课程体系是为培养出合乎要求的学生而设计的,可以充分反映该时代对于该学科的整体理解,学时分配也可以反映出各类知识在该门学科中的权重。因此,在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学科建设时,有必要对其课程体系设计做出梳理。

  (一)1949年《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中的政治系课程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即着手改革旧有高校的政治系课程。1949年10月11日,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有关高校课程的规定性文件。文件规定各院系课程的实施原则是“废除反动课程(如党义、六法全书等),添设马列主义的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其中规定政治学系的任务是,“学习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政治时事问题,并培养新中国的一般行政事务的知识与技能,培养中等学校教授政治课的师资”。

  具体来看,文法学院各系统一的公共必修课程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系的基本课程是: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现代世界政治、政治学概论(马列主义的阶级论、国家论、民族论等)、政策及法令、名著选读(《宣言》、帝国主义论、列宁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联共党史等)。此外,政治学系的分组选修课程有普通行政、外事行政、思想及制度研究等,规定课程由各校酌定。

  1950年教育部制定《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政治系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各级政府行政干部、外交干部、研究工作干部及中等以上学校的师资”,政治系设行政、外交、理论三个组的必修课。分组根据各校具体条件而定;如不分组,课程大体上按照行政组的课程设置。其中政治系必修课程有六门,强调了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学习,增加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组织的研究,这是新中国对自身政治体系的初步探讨和教育。同时还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

  此外,还有三个分组的必修课程。这三个政治系下的分组,实际上包含了我们目前所熟悉的政治学理论(偏重政治思想史)、行政管理和外交学三个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民国政治学课程设计及其所参照的英美政治学体系的借鉴。但是,从说明中对国家法、行政法命名的探讨,又可以看出苏联法学理论的影响。行政组的课程主要包括行政组织及管理、地方行政、财政学和统计学;外交组的课程主要包括近代中国外交史、近代世界外交史、国际公法、国际政治及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组课程主要包括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洋政治思想史、现代政治思想、马列主义思想方法。随着对苏联高等教育的借鉴,这种分组很快被打破,实际上,只有外交组演变成的外交系在中国人民大学得以保留。

  (三)1961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通过的政治学专业教学方案

  196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会同教育部、文化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拟定了包括政治、中文、历史等七个专业的教学方案。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提出的草案修改制定了新的政治学专业教学方案。

  1961年的政治学专业教学方案,规定政治学专业五年内除寒暑假外共225周,其中教学160周左右,生产劳动43周左右,科学研究25周左右。此次政治学专业课程设计分成中国政治专门组和世界政治专门组,与1950年的课程体系相比,强调了党史、国际共运史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选读,体现出了更强的政治色彩。

  表2 1961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通过的政治专业教学方案

  按照现代的学科定义,学科建设中学会与核心学术期刊的设立十分重要,因为这二者可以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有利于该学科的学者构建一个学术共同体。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政治学人成立的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在新政协中发挥了较大作用,是推动新中国成立的关键力量之一。1953年后,合并而成的政治法律协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中国政治学界的交流,学会刊物《政法研究》发表了一批具有开拓意义的政治学研究论文。

  学会是一门学科建设学术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新中国第一个与政治学相关的学会是“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1948年,“五一”口号发出以后,召开新政协以及创建新中国的任务被提上日程,筹备新政协会议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组织民主人士成立相关学会。1949年6月26日,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发起人大会及中国新法学研究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通过暂行简章成立筹委会。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筹备会、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筹备会先后在北平召开。1949年7月14日至17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包括哲学、史学、经济、政治、法学等五大学科的代表。

  1949年9月18日,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发起人会议以及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出席者计有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毅、高岗、马明芳、、黄克诚、张奚若、章伯钧、谭平山、王昆仑、罗隆基、钱端升、沙千里、王炳南等共一百二十人”。会议通过筹备会组织办法,并选出35位常务委员,推举林伯渠为主任,陆定一、张奚若、王昆仑、高崇民为副主任;阎宝航任秘书长,赖亚力、吴茂荪任副秘书长。林伯渠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成立的目的是“团结全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研究和实际政治工作的朋友,在思想指导之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实际情况,研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研究中国社会和国家性质,研究中国的政治史与政治制度,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建设和学术界服务”。

  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与其他四个研究会一样,在后来的政协会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的五个研究会筹备会各自展开活动,并组成联合办事机构办理日常会务。办事机构的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简称“社联”。五个研究会筹备会各聘一位秘书和一二名干事,在“社联”办事。其中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的负责人是王昆仑,仍以“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的名称举行一些学术活动,各地也在发展分会,例如1949年11月,潘汉年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筹备会发起人会议。到1951年左右,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会有会员约400人,除学者外还有一些各级政府负责人。

  根据董必武《就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与中国新法学研究会合组为中国政治法律研究会问题给周恩来同志、并转同志、党中央的报告》,鉴于两学会的性质相近,1951年初,林伯渠在社会科学学会负责人座谈会上建议合并两学会,得到大部分人同意。1951年11月,董必武和林伯渠邀请沈钧儒、王昆仑等再行协商,二者均同意合并,并认为该学会性质为学术研究团体,会员应具备相当条件,需重新登记。1951年11月底至12月初,两学会分别召开会议通过了合并并成立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决定,其筹备工作由董必武主持,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委会推出王昆仑、阎宝航、雷洁琼、曾炳钧、楼邦彦与新法学研究会所推人选共同参与会议。此后,董必武一直致力于推进政治法律学会的成立。

  1953年4月22日,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大会召开,董必武当选为学会主席,沈钧儒、谢觉哉、王昆仑、柯柏年、张志让、钱端升当选为副主席,史良等38人当选为理事。因为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始终以筹备会的名义活动,所以也可以认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是新中国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政治法律学术研究团体。《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提出,其活动宗旨包括研究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法律的科学理论,阐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制度与革命法制的精神等。学会成立时有会员607人。此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分别于1956年、1958年、1964年举办了三次年会,学会组织了多次学习报告会,开展了学术交流。1954年学会创办《政法研究》会刊,1955年出版“政法译丛”,1955年建立法律出版社。此外,学会还联合各国法律工作者,加强与各国的学习交流。其中,1958年的年会修改了学会章程,提出了“研究我国国家基本制度”的要求。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学会刊物——《政法研究》。《政法研究》1954年5月1日创刊发行14000份,同年共出版5期,从第二年起为月刊,至1956年发行量已增至28000份。《政法研究》中所发表论文以法律为主,但几乎每期都有政治学相关论文。通过这一平台,政治学研究的学术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存在。检视1954—1965年《政法研究》中与政治学相关的论文可以发现,其论题集中在对国家与法理论、中国政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关于政治问题的研究。其中,关于新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视,这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对自身政治进行理解与探讨的研究成果,有着极为重要的开拓意义。

  (三)对国外政治学研究动态的关注:其他综合性学术期刊中政治学相关论文的发表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杂志较少。20世纪50年代之后,陆续创办了一些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文社科期刊以及高校学报。有一些与政治学相关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这些杂志上,论题涉及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等。总体而言,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这也与政治学学科建制的取消有关。

  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一些杂志以刊登介绍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摘编为主,其中尤为重要的学术刊物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于1958年创办的《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该刊物从1959年起每月出版,以摘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哲学和伪社会科学的现状与趋势”为主,目的在于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和理论宣传工作者了解和批判。客观上,这本杂志成为展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国外社会科学最新研究动态的窗口,其中发表了相当一部分与政治学有关的内容,例如1959年第9期刘祖法的介绍性文章《莫根索:〈政治的困境〉》、1960年第4期陶林一的译文《政治学研究:美国政治科学的现状》、1960年第6期史国纲的文章《英国三个政党的竞选手册》、1963年第4期周子亚的译文《美国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派》、1965年第3期周子亚的译文《实用主义和政治学中的群体论》等等。

  与政治学相关摘编的议题主要包括:(1)对国外政治学研究代表性论文的摘译;(2)对国外政治学流派的介绍;(3)对国外政治学研究动态和趋向的介绍;(4)对国外重要政治学理论著作的介绍;(5)对国外重要的政治学相关会议的介绍。该期刊有较为稳定的编译队伍,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政治学者,如: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当时就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国际法专家周子亚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担任过复旦大学政治系系主任的耿淡如教授;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学界并非闭目塞听,即便在政治学专业被取消的20世纪50年代末,学界对国外政治学研究动态仍有一定的掌握。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所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政治学研究与教学在这一政策下开展,检视这一时期的图书出版状况可以发现,政治学研究的议题集中于中国研究、苏联研究以及劳工研究等,并且在与国家建设息息相关的各领域均有普及性读物出版。同时,这一时期也译介了大量外国政治学经典著作,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文化教育政策”部分,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教育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同年12月,徐特立在《新建设》上发表《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对新中国的教育原则进行了阐释:科学化——“真正的科学能够提高人民的自觉,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加深人民的迷惘”;民族化——“科学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但如果不民族化,就不能具体化和行动化”。还特别强调了大众化——“大众化是大众基本的知识,基本的技术,基本的方法”。

  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治学发展的特点,其中对于大众化的强调尤其明显,徐特立引用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的理论,认为理论大众化就能够把握大众,而理论彻底化就能够大众化。所谓彻底就是要抓住事物的根蒂。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1950年5月、6月)》中进一步指出,“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研究呈现出许多特点,高校政治学系课程建设与学会建设等更多地体现出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而政治类书籍的出版则更多地体现出了“大众化”的一面。

  关于1949—1965年的图书出版情况,新华书店和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自1954年开始每年出版的《全国总书目》向我们展示出一种全貌。全国总书目分类是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排的,这种图书分类法与目前我国常用的分类法有一定的区别,但更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政治学科内容的理解。在“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类下有:总论;社会主义史;苏联;中国;各国、工人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政治;其他国家政治;外交、国际关系;民族问题、民族政策与民族解放运动;劳动、职工运动;青年、与组织;妇女问题与妇女解放运动;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与福利事业、国家保险、优抚工作;统计学、统计工作;等等。

  纵观1954—1965年的《全国总书目》“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类分类书目,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学著作所集中研究的领域如下:(1)研究(包括中国,苏联,各国、工人党);(2)苏联研究(包括苏联,苏联国家政治,苏联劳动、职工运动,等等);(3)劳工研究。这三类研究在当时的政治学书籍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这些书籍中,包含为数不少的与政治运动和实际政治参与息息相关的书籍。例如1956年出版的书籍中包含了“抗美援朝运动”“民主建政”等内容。其中“民主建政”包含的是《怎样当人民代表》《做好城市居民工作》《做好乡的选举工作》《1956年选举问答》等内容。通过对比各年的出版书目,我们可以发现,书籍的出版倾向也是与时政紧密相连的。另外,还出版了诸多普及性的政治读物,以1956年为例,出版了“政治常识小丛书”中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通俗丛书”中的《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力量》、“农业合作社社员政治读物”丛书中的《巩固工农联盟》、“农业合作化工作参考丛书”中的《怎样做好农业合作社的保卫工作》、“积极分子读物”丛书中的《怎样做一个工会会员》《好好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等等。

  对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重建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译出版的大量经典著作。经典翻译是语言的转换,有利于比较研究,一种优秀的翻译更可以使外来的思想真正中国化,使其成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的一部分,并滋养出中国自身新的学术与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学术界对于翻译书籍的出版是较为重视的。1955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翻译出版更多的外国优秀著作》一文显示,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5月,我国翻译出版了三十多个国家的书籍,共计超过一万种。其中苏联书籍约占百分之八十四。在这些书籍中,介绍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苏联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的社会科学相关著作有两千多种,其中苏联书籍约有一千九百种。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外,大量苏联政治学、政治制度、法学相关的书籍被翻译出来,也相继展开对苏联大百科全书以及相关著作的编译工作。这些书籍在当时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国家建设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很多书籍看似在学界没有产生持续性影响,但其中的部分工作方式方法至今在我国政治体系之中仍有留存,如对工会、劳工、政治统计等的论述。此外,从1956年起,从社会主义思想脉络入手,一部分西方政治学经典被翻译引进。在研究资料相对匮乏、研究领域相对狭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的年代,这些翻译著作的出版为读者打开了一扇扇新的窗口,并且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滋养了几代政治学人,至今嘉惠学林。

  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特别是1949—1965年这一阶段,政治学不但存在,而且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一方面,新中国的政治学是三种理论脉络的汇合;另一方面,其又有新的世界观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作为支撑。这是值得当今政治学界深入研究的一个学科发展阶段。

  (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三种来源:民国政治学、根据地政治教育、苏联国家理论

  新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复杂而起伏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作为一种与政治现实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科学,政治学的发展深受时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科发展与我国开国建政时的艰难探索休戚与共,呈现出复杂的面向。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学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原则在探索,其中“民族的”“大众的”两种原则使之呈现出与普遍认可的以美国政治学为代表的“政治科学”完全不同的学科风尚,有些关于政治的研究与思考常被后来的“专业化”的学科视野所摒除。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是民国政治学、根据地政治教育、苏联国家理论三种迥异的学术脉络汇入后的新生,需要对这三种脉络进行重新梳理,才能理解真正的新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研究脉络包括:民国政治学、根据地政治教育以及苏联国家理论。在民国政治学方面,民国政治学深受英美政治学的影响,其在高校中的教学体系与基础课程类似于英美高校。新中国成立后,民国政治学的部分课程体系还是有所保留的。此外,民国时期也活跃着一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者,例如邓初民、傅与琛等,他们在民国时期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根据地政治教育方面,中国在革命根据地一直有政治教育的传统,其集中表现为革命大学的设立。在这类学校中大多设置了与政治学相关的系科,例如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中,文教学院下设政治系,王铁崖、潘光旦、钱端升等还为包括政治系在内的法学院制定课程草案。此外,还有政治研究院专门以高级知识分子及部分统战对象为教学对象。革命大学中的政治学是中国自我办学的尝试,其继承者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这方面的经验汇入新中国成立后的高校政治学改革中。在苏联国家理论方面,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政治学的影响最大的是在学科体系中将政治学实用化,归入学,将政治学的研究议题归入法学中的“国家与法”和“行政法”两种研究之下。这一改革对1952年之后的政治学发展影响巨大,甚至被认为是取消了政治学。

  伴随着新中国的开国建政,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必须完成一种革新。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新生政权自身政治与制度的研究,很难用已有的美国政治学、民国政治学、苏联国家学等现成话语体系来阐释,时势呼唤一种新的政治学的诞生。新中国的政治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下的学术研究。研究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研究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的核心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政治学研究在方法、术语、问题的范围上,都呈现出了强烈的新生特色。时至今日,政治学界更多的是强调研究中的中观方法,认为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具体方法和程序并不直接与意识形态相连。然而这种方法论本身就会使我们忽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学中的一些核心命题。例如如何理解世界潮流、如何理解传统(政治形态转换)、如何选择阶段性政体(政体形式)、制定怎样的政府制度与公共政策(政府过程)、具有怎样的社会主体及其行动(政治的社会基础)等。这些命题都值得重新发掘其时代意义与学科意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将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变迁的原因归于学术研究与宣传话语之争,必须深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科建设大环境、具体政策、高校改革、学科共同体建设以及政治学学者的个人研究中,方能重新审视、重新阐释这一段学科史中的空白点。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学研究,无论是对比民国时期还是对比改革开放之后,都是一个低谷。究其原因,一方面,人才培养中存在一定的断代;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范围、方法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1949—1965年的政治学发展状况值得重新发掘。本文仅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学的发展进行了一种鸟瞰式的概览,深入学理脉络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展开。这种发覆不只是满足一种考古式的个人兴趣,也可以为我们重新认识当代政治学研究与规划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作者:束赟,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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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大外交智库聚焦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与全球大外交领域的青年原创方案、青年发展计划和青年外交延伸的助力与服务,推动大外交青年智库在对照全球外交发展、对接世界高端智库、对比新型平台建设的三原则下为中国大外交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和方案,也特别提倡、鼓励并支持大外交领域内青年大胆原创小心求证来实现价值增值,以期实现全球青年价值最优,从而聚集了全球各地区有志青年一起在当今时代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目标而奋斗。

  因此,大外交智库自创办以来一直致力于让壹亿中国大外交青年的智慧与方案被全球看见,效果非常明显,被海内外青年誉为现代智囊的“青年精英大脑集中营”,是中国大外交新型青年智库的开创者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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